阿克頓勳爵的名言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曾經在1990年代被廣泛引用。包括吳敬鏈和杜潤生在內的中國經濟學家在當時直指中國的最大危險在於 “權貴資本主義”。與此同時衍生出的還有經濟學家錢潁一提出的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之說，經濟學上的“尋租”理論也曾經紅極一時。
對權貴資本主義和壞的市場經濟的警惕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漸漸在弱化。相當一部分人形成的共識在於，中國目前的最大挑戰已經不是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這種權力和商業交織的經濟體在中國這個龐大的經濟體中所占的比重已經不斷在縮小。因此目前的最大使命是鼓勵那部分相對健康的民營經濟的發展，並且維護這種健康的商業力量和商業力量的代表——民營企業家，也包括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業務。
也有一部分人堅持認為，中國或者說中國經濟的最大挑戰仍然在於，權力涉足於經濟領域，政府力量仍然把持著相當一部分本應交由市場調控的資源。因此，中國的進一步發展需要的是進一步的改革。
最近一段時間發生在中國商業世界的一系列不光彩事件，恐怕會讓人們重新把目光聚集到由商業賄賂引發的政治腐敗之上，並且再度開始關於 “尋租”、“腐敗”和“權貴資本”的爭辯。首先是化妝品巨頭雅芳在十月份爆出賄賂醜聞，與之相關聯的是中國商務部的三名官員落馬。緊接著是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朱志剛落馬，其中牽涉到福布斯富豪、房地產巨頭王福生。王福生通過向財經大員朱志剛行賄，來換取朱志剛對王福生在拿地上的支持。而此次震動了中國商界和媒體界的傳奇商人黃光裕接受調查，傳聞中的原因也包括可能的商業賄賂。
在所有這些讓人眼花繚亂的事實、名詞和理論之後，隱藏著的是兩個最簡單的事實，一個是阿克頓勳爵所說的權力導致腐敗——這是從政治的角度來考量，腐敗本身也是一個政治性的詞語；另外一個則是商業的發展需要通過何種方式來降低成本，也就是通過何種手段或者付出何種代價才能讓商人迅速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手段中很多時候包括了賄賂，相對於腐敗，賄賂是一個商業性詞語。
權力可以幫助商人達到自己的商業目的；在缺乏其他可替代的途徑的情況下，商人只能選擇行使賄賂。這時候一個商人付出的代價包括：第一，行使賄賂所用的金錢與其他物質——相對於他所要達到的商業目的而言，這些物質顯得並不重要；第二，賄賂事件東窗事發的風險；第三，商人和商業的道德感。第三點最讓人震驚，因為一個讓人喪失道德感的商業環境該是多麼讓人扼腕歎息和瞠目結舌。商業賄賂誠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一個喪失了道德感的商業社會我們又要之何用？讓它提供給我們的孩子有毒奶粉或者通過欺騙我們謀取利益嗎？
官員付出的代價則是東窗事發的風險和同樣的失去道德感。此前有人提議按照新加坡的方式高薪養廉，希冀從制度上解決此問題——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在任新加坡總理時曾發出戲言：“我可能是世界上工資最高的總理，但是我可能也是世界上生活最為寒酸的總理。”政治上的制設計，以及這種制設計帶來的對權力的約束力是減少商業賄賂的方法之一。但顯然對中國來說，建立起這方面的合理結構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另外一種方式則是儘量給予商業以發展空間，讓權力不再擋在商業發展的必經之路上，也就是我們一直在做的“改革”。俄羅斯前石油巨頭霍多爾科夫斯基曾說過一句著名的話，來解釋為何寡頭最終也歡迎透明、開放和公正的商業環境：“有了錢，誰還願意去賭場？”如果有更合適的方法來獲取財富，沒有人願意去幹不法的勾當。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或許最近頻發的賄賂醜聞（商業角度）或者腐敗醜聞（政治角度）也是要提醒我們，在危機年代，遵照前人先賢的指導，我們應該加重政府的權力，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想到如何避免這些權力被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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